調查研究丨準確把握誡勉談話的尺度和溫度

時間:2019/8/21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雜志社

誡勉談話作為彰顯組織嚴管厚愛的一項重要的黨內談話方式,既強調“誡”的嚴肅,注重警示作用,又強調“勉”的關懷,注重激勵作用,體現了我們黨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貫方針,是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強化黨內監督的有效手段,也是用好第一種形態的重要抓手。

黨的十九大以來,各級黨組織認真履行管黨治黨政治責任,對違紀行為輕微或有苗頭性、傾向性問題的黨員干部進行誡勉談話,起到了良好的臨界預警作用,?;ち爍剎扛墑麓匆檔幕?。但是,一些地方在實踐操作中也存在一些問題,如適用規定不明確,“誡”的尺度不精準;程序不規范,“勉”的溫度不暖心等,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誡勉談話的權威性和嚴肅性。

如何準確把握誡勉談話的尺度和溫度,使其真正觸及談話對象的靈魂,達到抓早抓小、治病于初萌的目的,在做細做實日常監督,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中更好地發揮利器作用?近期,本刊記者采訪有關部門專業人士,深入部分省、市、縣(區)、鎮(街),對話多位黨委、紀委、黨的工作部門的談話主體及談話對象,解讀政策規定、剖析問題原因、反映地方探索。

【系列調查 1】誡勉談話不該只是一道程序

說起自己半年前因失職失責被誡勉談話時的場景,張平的印象已經有些模糊了。他只記得自己大老遠趕到談話點,工作人員告知他誡勉決定并簡單指出他的問題后,幾分鐘的“談話”就結束了。組織為什么最終給了自己誡勉談話處置,張平至今也不是很明白。在他看來,這個誡勉談話更像是一道告知結果的程序。

采訪中記者發現,類似做法在各地并不鮮見。有的地方誡勉談話甚至省去了談話環節,直接以書面形式完成通知、填表、報告等整個流程。至于前述事情中為什么省略談話環節,該地紀委監委紀檢監察室一名同志說,之前調查核實時已經談了很多次,談話對象也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因此誡勉談話時就沒必要再談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誡勉談話?

誡勉談話是針對黨員干部苗頭性、傾向性問題或輕微違紀行為所作的一種處置方式,它既要有“誡”的嚴肅,發揮“棒喝”的警醒告誡作用,也要有“勉”的溫度,體現組織教育挽救的關懷,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針的重要體現??梢運?,誡勉談話是斬斷破紀甚至破法通道的重要關口,發揮著臨界預警作用,決不該只是一道程序。

早在2005年,中央辦公廳就印發了《關于對黨員領導干部進行誡勉談話和函詢的暫行辦法》,黨的十八大后相繼印發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監督執紀工作規則》等黨內法規都對誡勉談話作出了明確規定。

隨著全面從嚴治黨的深入推進,誡勉談話逐漸成為各級黨組織特別是紀檢監察機關加強日常監督的重要手段,這從一些地方近年來誡勉談話人數的持續增長可見一斑。以四川省達州市為例,該市紀檢監察機關2006至2015年10年間共誡勉談話106人,2016年誡勉談話52人,2017年238人,2018年575人。

但應該看到,由于對誡勉談話的認識存在偏差,一些地方在實際操作中還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有的把誡勉談話當成了“拉家?!?,導致同一類問題在談話對象身上反復出現;有的把誡勉談話當作替代黨紀處分或組織處理的一種方式,定性量紀缺乏規范性;有的將誡勉談話作為推動工作的手段,對遲到早退以及上班時間網購、吃飯等問題使用誡勉談話。凡此種種,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誡勉談話的嚴肅性和權威性。

“誡勉談話是一項十分嚴肅的事情,它雖然不同于黨紀處分,但也不同于一般的談心談話?!痹謁拇ㄊ〈鎦菔形N?、市紀委書記、市監委主任熊隆東看來,誡勉談話是一種“個性化教育”的思想政治工作,既要講規范,更要講政治。

為了防止誡勉談話走過場,一些地方通過出臺相關制度規定,從誰來談、談什么、怎么談等方面對這項工作進行了規范。

在談話主體的確定上,大多根據干部管理權限,由誡勉談話對象的職務層次和具體崗位確定適當的談話人。如陜西省西安市紀委2016年出臺落實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實施辦法,針對黨委(黨組)主要負責人、黨委(黨組)領導班子其他成員、其他黨員干部3類對象,分別明確了誡勉談話的主體。其中,對黨委(黨組)主要負責人進行誡勉談話,一般由上一級黨委(黨組)主要負責人作為談話人,也可由上一級紀檢機關負責人、組織人事部門主要負責人來談,以此體現誡勉談話的權威性。

在談話內容上,陜西省渭南市紀委監委規定,誡勉談話要一針見血指出談話對象的問題,告知其違反了哪些紀律規定,對問題造成的后果和危害進行分析,讓談話對象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并明確提出整改要求,體現“誡”的力度。同時,把握談話對象的情緒,做好心理疏導,鼓勵其放下包袱、輕裝前行,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進取、擔當作為,彰顯“勉”的溫度。

“什么情形適用誡勉談話,需要全面分析、綜合考量?!彼拇ㄊ〕啥際屑臀轡謔圖旒嗖焓腋剎柯雷拷檣?,今年初,他們經過核查發現,一名分管副局長對下屬違反“三重一大”決策制度等問題監管不力,負有領導責任。市紀委監委綜合考慮違紀事實、違紀原因、危害影響、認錯態度、一貫表現等因素,認為該副局長的行為屬于輕微違紀問題,可以免予紀律處分,就對其進行了誡勉談話。

綜合考量,是多地嚴格誡勉談話適用標準的普遍做法。比如,安徽省重點從突出“關鍵少數”、把握時間節點、掌握數額情節、區分態度表現、體現容錯糾錯、注重處理效果等6個方面考慮誡勉談話政策把握尺度;甘肅省要求堅持實事求是,綜合分析研判,既不降低標準寬松處置,也不隨意拔高處理檔次。

為防止自由裁量權過大,一些地方從程序上對誡勉談話的規范性進行保障。天津市紀委監委要求嚴格審批權限和集體討論,需要進行誡勉的,由承辦部門提出具體意見,層報紀委監委主要負責人批準后,提交監督檢查審查調查專題會議研究決定;誡勉對象為市管各部門和各區黨政主要負責人的,還應報市委書記批準。湖北省武漢市新洲區在紀委常委會研究之前,采取“雙審雙簽”,由案管部門、審理部門分別審核、出具意見、簽字背書,凸顯誡勉談話的嚴肅性和約束性。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各地使用誡勉談話措施最為集中的,是不擔當、不作為和“四風”問題,特別是在“三大攻堅戰”中的失職失責行為,使之成為許多地方開展政治監督、推動黨中央決策部署落實的有力抓手。比如,2018年以來,四川省達州市紀檢監察機關共開展誡勉談話776人次,其中針對脫貧攻堅領域問題136人次,環保領域問題78人次,針對侵害群眾利益問題500余人次,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19人次。

地方的這些探索,對于找準誡勉談話定位、保證談話質效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不少同志坦言,由于制度不夠明確具體,領導個人認識水平、能力素質參差不齊等原因,誡勉談話認定不嚴格、操作不規范問題仍然存在,特別是在基層,隨意性比較強。

鑒于此,接受采訪的地方、部門同志建議,應進一步完善誡勉談話相關制度規定,細化適用情形、操作流程,必要時可提供具有借鑒性的典型案例,為精準運用誡勉談話措施、規范開展誡勉談話工作提供具體可行的制度和實踐依據。

【系列調查2】誡勉之要在于觸及靈魂

一次沒有談通談透的誡勉談話會帶來什么后果?作為鎮黨委書記的張云算是“領會”了。

2018年初,巡察發現,張云所在鎮有8個村違規向企業收取協調費。問題查實后,5名村支書受到黨內警告處分,十幾名鎮村干部被誡勉談話。當地紀委隨后對這起問題進行通報曝光,這一曝光不要緊,問題來了。

由于收取協調費在當地屬于歷史遺留問題,一名村干部因此對組織的誡勉談話處置口服心不服。本以為談完話就算了結,沒想到還被點名道姓曝光,讓他感到“出丑丟臉”,于是便把心里的不滿發泄了出來?!罷藝虻澄?、鎮紀委鬧,還到區里鬧訪”,談起這件事,張云仍一臉無奈。經鎮里反復做思想工作,最終才讓這名干部息訪。

采訪中,多位地方同志反映,像這名村干部這樣在誡勉談話后不領情、不認可,口服心不服的現象并不少見。從記者采訪情況來看,之所以存在這種現象,大致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是混淆概念。有干部把誡勉談話當作提醒談話、批評教育或其他一般性談話,導致誡、勉雙失或偏廢其一。談起來要么“誡”不夠,成了“拉家?!?,沒有起到警醒作用;要么“勉”不足,居高臨下、盛氣凌人,甚至隨意指斥、粗魯訓話,讓誡勉對象感受不到組織的關懷和幫助,沒有起到教育挽救作用。

二是針對性差。有的地方由于前期工作準備不足,導致問題剖析不深,整改要求不明,多浮于表面“為談而談”。有干部開展誡勉談話不注重靈活運用方式方法,談起來簡單草率,看似該談的都談了,實際上卻流于形式。

三是偏離目的。有的干部談話時,要么告知誡勉對象原本要立案給予處分,但最后給予誡勉談話,算是“從輕發落”,以換取對象見好就收;要么威脅誡勉對象若不認錯就上處分、重處理,讓對象畏難而退,使得以教育、挽救為目的的誡勉談話違背了本意。

誡勉談話是做人的工作,是嚴肅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須既強調“誡”的嚴肅,注重警示作用,又強調“勉”的關懷,注重激勵作用。誡勉之要在于觸及靈魂。只有誡、勉雙施,使誡勉對象思想有震動、靈魂受觸動,才能真正認錯、改錯。

如何使誡勉談話更具針對性和實效性,成為“個性化教育”的思想政治工作?許多地方同志認為應該注重在以下幾個環節下功夫、求實效。

做好充分準備。從黑龍江、天津、山東、廣東、甘肅等地做法看,主要包括詳細摸底談話對象個人情況、全面熟悉案情、按照“一人一策”制定談話方案。浙江省麗水市紀委監委針對15種需要進行誡勉談話的情形進行細分,從誡勉對象的特點分析,重點了解其成為誡勉對象的原因,從思想、工作、作風、知識、能力、成長經歷等方面深入分析其違紀的根源和性質,確保談話見人見事見思想。

明確談話方向。誡勉,誡字在前。四川省成都市紀委監委第二紀檢監察室干部何忠輝對此的理解是,點透說清問題,讓誡勉對象認錯,是誡勉談話的必談內容和首要目標,也是其嚴肅性所在。不談問題,不圍繞問題點明性質、分析原因、指出危害、要求整改,談話就容易談空。記者在采訪中就遇到了這樣的情況:一位干部在接受談話時,談話人從全面從嚴治黨到黨風廉政建設,從他的工作經歷到日常表現,前前后后談了近兩個小時,才讓這名干部弄清楚自己為什么被叫來談話。

注重談話技術。在誡勉談話中,對力度、節奏、策略和方法的把握和使用,一定程度上會對整個談話的走向、實效產生直接影響,必須因人因時施策,講究方式方法。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海關總署紀檢監察組在談話中就著眼“聽”,耐心傾聽誡勉對象陳述,從解釋說明的語氣、神態中捕捉有價值的信息,發現問題、分析問題、指出危害。黑龍江省紀委監委在談話中著眼“問”,通過適當方式引導誡勉對象傾吐心聲,了解其思想狀態和現實困難,適時調整談話策略,實現在互動中問題越說越清、道理越辯越明、困惑越談越少。

改善談話環境。過去一些誡勉談話由于氛圍比較嚴肅壓抑,給一些談話對象帶來心理負擔。針對這個問題,陜西省改建使用了597間“同志式”談話室?!巴臼健碧富笆倚業稱?、入黨誓詞,桌上擺放黨章黨規,營造出平等、溫馨、莊重的儀式感。談話人對談話對象均以“同志”相稱,以誠懇態度、平和語氣、人文關懷進行貼心、交心、暖心的“走心”式交談,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以紀律人,讓談話對象真正感受到組織教育挽救、關心愛護的良苦用心。

對于這些“實招”,陜西省西安市市場監督管理局黨委書記、局長陳吉利深有體會。

在一次對下屬進行誡勉談話前,他認真研究了這名同志的人事檔案,并找到其分管領導和同事全面了解情況,對這名同志的成長背景、工作經歷、性格特點等做到了心中有數。談話中,陳吉利從這名同志的崗位職責談起,跟他一起分析問題原因,講清利害關系,還注意給他做好心理疏導,幫助他放下包袱、輕裝前進。沒有領導式訓話,而是同志式交心,不是機械式的循規蹈矩,而是引導式的啟發交流,在抽絲剝繭、步步深入的談話中,這名同志逐漸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改變了一開始“不服”“委屈”的態度,向組織真誠認錯。

不過,包括陳吉利在內的不少地方干部都認為,誡勉談話能否談通談透,說到底還是要查清事實,這既包括查清誡勉對象的錯誤事實,也包括掌握誡勉對象的一貫表現、社會風評和其所在單位整體政治生態等情況,只有這樣才能使談話言之有理、有物、有據、有度,讓誡勉對象心服口服。

“從實踐看,適用誡勉談話,一般都是誡勉對象有錯在先,必須做好前期調查,找準這個錯,開展談話才能硬氣,心里才會有底氣?!痹謁拇ㄊ〈鎦菔屑臀轡諶圖旒嗖焓抑魅味嬌蠢?,這考驗的是紀檢監察干部的專業素養和工作能力水平。

【系列調查3】誡勉談話主責在黨委

“我認為誡勉談話這項工作不該我來管?!輩煞彌?,一位縣級政府部門負責人陳新十分肯定地說。在他看來,誡勉談話是一種處理處分人的方式,理所應當由紀委來談。

陳新的想法是對現實工作的一種反映。記者在采訪中發現,目前許多地方誡勉談話的主體是紀檢監察機關,黨委(黨組)談的較少,有的甚至為零。一些地方出臺的誡勉談話工作辦法,也只在制度設計上明確了紀檢監察機關作為談話主體的相關要求,沒有對黨委(黨組)負責人作為談話人作出規定。

誡勉談話的主體責任究竟是誰的?

“發現輕微違紀問題的,上級黨組織負責人應當對其誡勉談話”,《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在第三章“黨委(黨組)的監督”中有明確規定。實踐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黨委負主責,誡勉談話作為第一種形態的重要方式,其主體責任也應該在黨委。但為什么實際工作中,黨委(黨組)開展誡勉談話的數量遠少于紀委(紀檢組)呢?

不敢談、不愿談、不會談,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實踐中,有的黨組織和領導干部以“一個鍋里吃飯”為由,怕得罪人,該誡勉談話的卻以批評教育代替;有的認為開展誡勉談話只是一種原則性要求,沒有考核壓力,就當起了“甩手掌柜”;還有的領導干部不知怎么談,于是遇到類似問題就推給紀委。

除了黨委(黨組)方面的原因,紀委(紀檢組)也有一些考慮。一位市級紀委監委監督檢查室主任談到,不由黨委(黨組)實施誡勉談話,是為了工作的連續性和實效性,“紀委經過前期調查,比較了解情況,轉交給黨委(黨組)去談,不僅程序復雜,還要讓黨委(黨組)負責人熟悉情況,增加了時間成本”。

作為黨內監督的專責機關,紀委是開展誡勉談話的主體之一。但專責不能代替主責,黨委(黨組)落實誡勉談話主體責任不到位,成為當前普遍存在的問題。

破解這一難題,一些地方和部門已經邁出了探索的步伐。

堅持管事與管人相結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海關總署紀檢監察組進一步明確誡勉談話實施主體,規定紀檢監察組可以商請總署黨委書記、黨委委員,或者委托誡勉對象所在部門單位黨組織主要負責人實施誡勉談話。在內蒙古自治區,根據紀檢監察機關的建議,一些地方黨委主要領導或分管領導作為主談人,對落實中央扶貧專項巡視、環保督察、掃黑除惡等工作不力的地區和部門主要負責人進行了誡勉談話。

針對有的黨委(黨組)負責人不了解情況、不會談等現象,一些地方紀檢監察機關不是“一托了之”,而是加強對黨委(黨組)的協助配合。福建省紀委監委在委托設區市或省直單位黨委(黨組)主要領導對個別班子成員開展誡勉談話時,負責聯系的監督檢查室不僅提供前期已經核實清楚的輕微違紀事實,還派員進行現場協助指導,增強誡勉談話效果,防止委托談話走過場。

2018年以來,陜西省紀委監委第四監督檢查室的監督對象中,有3名領導班子成員受到誡勉談話處理,其中2人是該室委托所在單位的黨委書記來談的,并由省紀委派員參加?!八孀湃媧友現蔚澈圖圖旒嗖旎亍納釗?,紀委不能再事事都沖到一線,而要督促黨委把主體責任扛起來?!鋇謁募嘍郊觳槭抑魅魏骶銜?,通過委托的方式,自上而下傳導壓力,受教育的不僅是談話對象,也會促使黨委書記提高認識、舉一反三,更好履職盡責。

為進一步壓實誡勉談話的主體責任,有的地方專門出臺了制度規定。比如,2017年,四川省彭州市紀委向各鎮(街道)、市級部門黨組織印發了深入開展誡勉談話工作的意見,明確當談話對象為中層正職干部、下屬單位主要負責人、村(社區)兩委主要負責人,或市紀委責成開展誡勉談話時,由所在單位主要負責人進行,并將談話情況及時報送市紀委。2018年,該市紀委又出臺操作細則,規定紀檢監察機關可以通過發送建議呈批表,委托基層黨組織相關負責人實施誡勉談話,同時,對誡勉談話程序、談話提綱擬定、談話記錄制作等進行了規范。

“以前我們對誡勉談話把握不準,談什么、怎么談,心里都沒底,市紀委監委出臺的制度為我們提供了指導?!迸碇菔猩縝甯剎恐蓯闌⒏寫テ納?。

2017年,周世虎負責聯系的社區居委會移機舊空調產生了2600元費用,由于施工方不能提供正式發票,2018年1月,經該社區黨委負責人同意后,以虛增廣告制作項目和數量等方式報銷了此筆費用。今年6月,該社區所屬街道紀工委委托周世虎對該負責人進行了誡勉談話。談話中,周世虎既一針見血點明其違規報銷空調移機費用的問題,又結合其崗位特點和日常表現,指出了該社區財務制度、監督管理等方面的不足,使該負責人認識到了自己的問題。

這樣的談話讓周世虎有了新的認識。他表示,操作細則等制度出臺后,通過“真刀真槍”的實踐,之前自己對誡勉談話的“抵觸感”沒了、“陌生感”少了,從一開始落實要求被動談,逐步變成了發自內心愿意談。

變化也體現在數據統計上。2018年彭州市開展誡勉談話56人次,其中基層黨委(黨組)實施22人次,較2017年上升9%。今年1至6月,基層黨委(黨組)實施誡勉談話9人次,占比45%,較2018年同期占比上升15%。

除了以制度壓實責任,還有一些地方積極為黨委(黨組)開展誡勉談話提供平臺和抓手。陜西省西安市未央區徐家灣街道黨工委副書記周澤介紹,原來開展誡勉談話都在辦公室,比較隨意,教育警醒效果也容易打折扣。按照省紀委監委統一部署設立的“同志式”談話室,讓誡勉談話有了莊重規范的場所,基層黨組織開展談話更順暢、效果也更明顯?!霸誆鷂サ取洗竽選ぷ髦?,誡勉談話不僅為有問題的干部及時糾偏,還督促他們認真履責,為推進工作、維護穩定提供了助力?!敝茉蠼駁?。

【系列調查4】誡勉談話不能一談了之

這段時間,游彬過得很郁悶。

今年4月,由于在項目資金審批上把關不嚴,作為項目審批部門負責人的他,受到了誡勉談話。事后,面對同事投來的異樣目光,面對領導的不聞不問,他感覺這次談話猶如揮之不去的污點,管下屬、干工作也沒了勁頭。

然而,由于他的懈怠,他所在的部門很快就再次出現違規審批項目資金問題。這一次,還未走出誡勉影響期的他,又受到黨內警告處分。

游彬之所以“錯上再錯”,除個人原因外,也折射出其單位黨組織在他被誡勉后沒有及時“幫一把”,而是不聞不問、不理不睬的現象。

從實踐看,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并非易事,僅靠一次誡勉談話,很難徹底根除干部的思想“病根”。只有加強后續跟蹤,持續鞏固談話效果,做好后半篇文章,才能使誡勉談話真正在做細做實黨員干部監督中發揮利器作用。

但從采訪情況看,一談了之的問題在各地都有不同程度存在。有的通報函告不到位,開展警示教育也不及時;有的把談話作為“終點”,忽視個人和單位問題的整改;有的沒有對處于影響期內的誡勉對象開展回訪教育,導致誡勉對象的心結并未解開,這都極大地影響了誡勉談話的實效。

之所以會出現這些現象,有黨委(黨組)的原因,比如有的認為誡勉談話針對的都是“小問題”,不必“小題大做”;有的怕得罪人,不愿揭談話對象的“傷疤”,于是對談話對象的認錯態度、思想動態聽之任之。對于紀檢監察機關來說,也有現實困難。一位省紀委監委監督檢查室干部表示,其所在室聯系20多個派駐紀檢監察組,涉及460多名省管干部,而全室只有6名工作人員??菇朊閭富?,重心往往集中在前半篇文章上,讓他們再把工作延伸到后半篇文章,便顯得力不從心。此外,不少地方反映,對于做好誡勉談話后半篇文章,目前缺乏具體操作層面的制度。

誡勉談話是加強日常監督的重要手段,是運用第一種形態的重要方式。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實踐已經證明,第一種形態“紅臉出汗”是各級黨委(黨組)要做的大量工作,屬于其主體責任的范疇。無論誡勉談話還是其后半篇文章,都離不開主體責任。

現實中,已有地方邁出探索步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中國人民銀行紀檢監察組出臺的相關辦法就規定,干部受到處分處理后,所在黨組織要履行日常教育幫扶工作的主體責任,及時安排人員與其談心交心,幫助其從思想根源上認識錯誤、汲取教訓,盡快消除顧慮、卸下包袱。同時要嚴格管理,發現思想消極、履職不力甚至出現新的違規違紀苗頭,要給予批評糾正并及時報告。

誡勉談話后半篇文章是監督執紀工作的自然延伸,紀委監委作為黨內監督和國家監察專責機關,在這方面不應缺位。從目前實踐看,通報、函告誡勉情況給相關部門,將誡勉材料歸入廉政檔案,要求誡勉對象限時提交個人檢查或整改報告,列席民主生活會聽取誡勉對象作說明,針對誡勉談話發現的問題下發紀律檢查建議函或監察建議函等,都是紀檢監察機關做好后半篇文章的主要內容,也是履行監督職責的具體體現。

采訪中,不少紀檢監察干部表示,誡勉談話后半篇文章應堅持“誰主管、誰開展”。他們認為,紀委履行監督職責必須實現對監督對象的全覆蓋,但全覆蓋并不是要親力親為,去盯住每一個監督對象。大量的監督對象還是應該由黨委(黨組)直接領導管理。在開展誡勉談話后半篇文章上,紀委如果代替誡勉對象所在黨委(黨組)去親自抓、親自管,就等于種了別人的田,不僅容易造成主體責任丟失,監督責任也會履行不好。只有堅持“監督的監督”職責,一體推進兩個責任,才能把誡勉談話的后半篇文章做細做實。

對此,有地方已拿出務實舉措。福建省紀委監委要求,實施誡勉談話后,由誡勉談話對象所在單位負責對其在誡勉期間的監督和考察。全省紀檢監察機關注重誡勉談話案例的原因分析,對問題發生單位存在普遍性、苗頭性、傾向性問題的,及時向問題發生單位提出整改建議,并要求所在單位認真查擺剖析,制定整改方案,抓好整改措施落實,及時向紀檢監察機關報告整改情況。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類似這樣的做法,正逐步變為生動的實踐。

一所高校財務處長因違規收受紅包受到誡勉談話。談完話后,當地紀委不僅函告該高校黨委加強對該干部的教育管理,還在回訪誡勉對象時,對該高校黨委開展后續教育監督管理的情況進行了檢查。

一家醫院副院長由于違規決策受到書面誡勉。之后,當地紀委下發紀律檢查建議書,建議該醫院的上級主管部門黨組舉一反三,及時整改。該黨組總結教訓,專門修訂了落實“三重一大”事項的規定。

一位市管干部接受誡勉談話后,其所在市紀委專門發函,要求其所在黨組織召開專題民主生活會,安排該干部對誡勉情況作說明,班子成員開展批評??岬碧?,該市紀委派人列席,履行監督責任。

……

“在后半篇文章上,紀委不是樣樣都親力親為才叫履責,強化‘監督的監督’來壓實主體責任也是履責?!鄙攣魘∥靼彩屑臀筆榧?、監委副主任李紅雨說。(中國紀檢監察雜志社記者 白廣磊 李靔)

【評論】從誡勉談話工作看“三轉”的持續深化

深化轉職能、轉方式、轉作風,推動紀檢監察工作實現高質量發展,是十九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作出的重要部署。誡勉談話是紀檢監察機關履行監督第一職責的利器,盡管有的地方在操作上還存在一些問題,但被誡勉談話人數持續增長、談話質效不斷提升的實際,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紀檢監察機關“三轉”的持續深化。

政治機關的職責定位更加清晰。誡勉談話不是一個新名詞,從上世紀90年代末起,中央就多次對這項工作提出明確要求。但在過去,紀檢監察機關以辦大案要案論英雄,對黨員干部身上存在的苗頭性、傾向性問題甚至輕微違紀問題關注不夠,誡勉談話這種日常監督方式在一些地方和單位形同虛設。黨的十九大后,反腐敗斗爭取得壓倒性勝利,標本兼治不斷深化,紀檢監察的工作重點也發生了變化,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加強日常監督、整治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等工作逐步擺上重要日程。與此相適應,誡勉談話逐漸成為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履行監督職責的重要方式,并緊盯頂風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和不擔當、不作為特別是在“三大攻堅戰”中的失職失責行為。從盯違法到盯違紀,再到把監督挺在前面,確保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貫徹落實,用實際行動踐行“兩個維護”,紀檢監察機關是執紀執法機關更是政治機關的特點進一步鮮明。

執紀執法方式穩中求進。紀檢監察工作本質上是做人的工作,根子是做思想政治工作,這就要求把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工作方針貫徹執紀執法全過程,實現良好的政治效果、紀法效果和社會效果。誡勉談話的本質就是通過深入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從理想信念、初心使命的角度喚醒黨員意識,教育和感化犯錯誤的黨員干部,幫助他們回到正確軌道上來,厚植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土壤。實踐中,一些地方把談話對象當作“同志”而不是要突破的“對手”,不斷創新方式,改善環境,讓談話對象切實感受到組織是在幫助他、挽救他的良苦用心。這種“同志式”的工作方式方法,正在成為一種理念貫穿于監督執紀、審查調查工作中。從以“撬開嘴、拿證據”為目的到回歸“教育人、挽救人”的初心,從單純抓懲治到一體推進“三不”機制,紀檢監察機關的工作方式方法穩中求進,更加適應新時代紀檢監察職責使命,更加符合黨和人民的重托和要求。

以強烈的責任擔當壓實主體責任。作為第一種形態的重要抓手,誡勉談話的主體是黨委(黨組)、紀委(紀檢組)和黨的工作部門。無論是誡勉談話本身,還是鞏固談話成果的后半篇文章,僅靠紀檢監察機關一家是做不了、也做不好的。實踐中,針對一些黨委(黨組)不愿談、不敢談、不會談等履責不力的突出問題,不少地方紀檢監察機關探索建立委托移交、協助配合等壓力傳導機制,黨委(黨組)開展誡勉談話的數量不斷增加、質量不斷提高。實踐表明,對紀檢監察機關而言,把監督挺在前面,不是要盯住每一個監督對象,而是要緊緊盯住黨委(黨組)領導班子成員,通過監督這個“關鍵少數”,督促其肩負起抓班子、帶隊伍的主體責任,這樣才能發揮“四兩撥千斤”的作用,推動兩個責任貫通協調、形成合力,把全面、從嚴的要求落到實處。從沖在一線、“包打天下”到堅守監督的監督職責、一體推進兩個責任,不僅體現了紀檢監察機關對“協助職責”的深刻理解,更彰顯了敢擔當、善作為的工作作風。

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陽。誡勉談話逐步規范的過程,也是紀檢監察機關“三轉”適應形勢發展、伴隨改革推進不斷深化的過程。當前,全黨正在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作為黨的政治機關,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更要對標黨中央要求、對標中央紀委三次全會精神,找準差距、補齊短板,不斷提高各項工作水平,推動“三轉”在更深層次更高水平上快轉、實轉、科學轉、有效轉,為紀檢監察工作的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中國紀檢監察雜志社 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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